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国际观察)全球新冠死亡破200万例的警示
新华社记者柳丝 刘健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5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00万例。
今年年初以来，世界多国加强保持社交距离、入境管理等防控措施，并启动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然而，全球疫苗需求缺口巨大、新冠病毒在世界多地出现变异，再加上个别国家继续搞抗疫单边主义、“疫苗国家主义”，全球抗疫前景短时间内依然难言乐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视频声明中指出，200万例这一节点“令人心碎”，“为了纪念这200万个生命，世界必须加大力度，更加团结，携手抗疫”。
病毒变异考验抗疫
数据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迄今已超过9300万例。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为全球之最，分别是2300多万例和近39万例；印度、巴西累计确诊病例数位列全球第二、三位；欧洲遭遇疫情大反扑，再度成为“震中”；拉美、非洲累计确诊病例数分别超1500万例和300万例……
开年以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持续大幅攀升，死亡病例数也居高不下。有英国媒体统计，进入2021年，新冠病毒平均每天夺去超过11900个生命。
病毒出现变异让疫情更趋复杂。自去年年底英国报告发现传播能力更强的变异病毒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报告了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感染病例，一些国家还发现了其他版本的变异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日前指出，进入2021年，世界拥有了疫苗等应对新冠疫情的新工具，但同时也面临病毒变异等新挑战。变异病毒传染性更强，如果不加强控制以减缓其传播，将对当前已承压的医疗系统产生更大影响。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新冠疫情负责人亨利·沃克则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有更多变异病毒。
携手抗疫方是正道
令疫情防控雪上加霜的是，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疫苗国家主义”等行径令全球团结抗疫之路荆棘丛生。
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愈演愈烈的社会分裂令抗疫漏洞百出。围绕防疫措施、复工复产、疫苗接种、医疗资源分配等问题，各州之间、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难以协调，而单边主义、“甩锅”推责的做法严重干扰全球抗疫大局，“美国优先”成为全球抗疫合作“绊脚石”。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日前发布的“2021年世界十大风险”报告中，新冠危机等多项全球风险都与美国脱不了干系。
此外，虽然新冠疫苗的问世和大规模接种给世界战胜疫情带来希望，但至少目前全球疫苗需求还面临巨大缺口。古特雷斯表示，高收入国家正在迅速获得新冠疫苗，有些国家采购了超过本国需求的疫苗，最贫穷国家却与疫苗无缘。他敦促疫苗生产商作出承诺，确保疫苗足量供应和公平分配。
古特雷斯还很担心“疫苗国家主义”问题。他表示，虽然各国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人民，但奉行“疫苗国家主义”适得其反，将推迟全球经济复苏。
“疫苗国家主义”或者说“疫苗民族主义”问题令国际社会十分担忧。美国兰德公司去年底一份报告披露，部分发达国家在国际上大量采购疫苗，这不仅令经济不发达国家因难以获得疫苗而无力控制疫情，更会扰乱全球抗疫大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本月8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新冠疫苗在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间的公平分配正成为主要挑战。目前有42个国家正在推广新冠疫苗接种，其中36个是高收入国家，其余6个是中等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仍未开始接种。
“‘疫苗民族主义’会伤害到我们所有人，同时也会让人自食其果。” 谭德塞强调。
关于网上举报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有关问题 河南省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
大河网1月18日讯 记者获悉，关于网上举报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有关问题，河南省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
中新网1月17日电 据韩媒报道，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8日下午，就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行贿案的重审进行宣判。
据报道，重审期间，独立检察组和李在镕方面就如何评价三星守法监视委员会围绕量刑问题进行了辩论。李在镕最终获判实刑还是缓刑备受关注。
资料图：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
据此前报道，李在镕卷入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干政”丑闻，涉嫌为继承三星获取便利，向朴槿惠“闺蜜”崔顺实控制的财团捐赠并行贿，于2017年2月被起诉。
李在镕在一审中被判有期徒刑5年，二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期4年执行，并被释放。2019年，韩国最高法院将该案件发回重审。2020年10月，首尔高等法院启动对该案的重审。2020年12月30日，韩国检方要求法庭判处李在镕9年有期徒刑。
【民生经济看点】互联网广告，点子不够低俗来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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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知名企业接连出现低俗互联网广告一事引发网友批评。专家指出，互联网时效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开放性更强，客观上会放大低俗广告的影响力，建议强化对互联网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行政指导，督促有关平台切实履行法定广告审查义务，自觉树立正确的广告导向。
最近，全棉时代一则被网友吐槽“低俗营销”“故意丑化女性”的互联网广告引发舆论批评，后又因“自夸式道歉”再度“翻车”。
这并不是第一个被指低俗的互联网广告。就在前不久，京东金融等因发布价值观有问题的广告被网友批评。
有关部门对低俗广告的打击持续了多年，如今互联网广告却频频因内容低俗“翻车”。这些低俗广告为何产生？为何屡禁不止？互联网是它们的温床吗？该如何铲除？带着这些疑问，《工人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和采访。
知名企业广告“翻车”
一名年轻“女子”在夜间独自行走时被人尾随，当尾随者逐渐靠近时，“女子”拿出卸妆湿巾擦脸，转身瞬间变成一个“男人”。
全棉时代的这则广告被专家解读为：有恶意曲解女性日常妆饰行为的成分，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受到网民“讨伐”是应有之果。
就在1个月之前，京东金融的两则互联网广告同样被舆论视为低俗、价值观有问题。其中一则广告里，在飞机上一名农民工的母亲身体不适，空姐建议升舱，正当农民工因囊中羞涩而感到为难时，一位老板模样的人劝他借贷。
此前，还有多家知名企业因低俗广告问题而被网友质疑。细数下来，这些知名企业集体在去年因广告的价值取向问题“翻车”，地点多在互联网。
北京星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郝旭东指出，这些互联网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三条中关于“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的规定，以及第九条中关于“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不得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的规定。
部分从业者文化、法律素养不高
公开资料显示，低俗广告由来已久，有关部门也打击多年。曾有饮料公司广告宣传时贴上大胸美女图片，并配以“从小喝到大”的字样意图达到一语双关的效果……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了多轮专项清理整治低俗、庸俗、媚俗广告的行动。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部际联席会议2020年工作要点也明确，要清理整治含有“软色情”内容等低俗、庸俗、媚俗广告。但互联网低俗广告屡禁不止，特别是视频广告。
“虽然在互联网之前的传统媒体时代，同样有低俗广告，但是互联网时效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开放性更强，客观上会放大低俗广告的影响力。”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国家广告研究院副院长张翔说。
对于低俗广告屡禁不止的原因，张翔认为，从广告从业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由于相当一部分从业者法律素养不高，出于无知等非故意原因，将日常生活中的糟粕揉进了公共传播中。另一方面，是有一些从业者为了博眼球、赚流量，追求广告效益和品牌效益，故意制造低俗广告，试图打法律的擦边球，不顾道德要求和法律规定。
有业内人士直言，低俗路线是少数企业在创业初期为了拼市场而选择的歪路。如今，知名企业也常以低俗广告炒作，反映的是在追求流量的当下，部分从业者优质创意不够，才想出了利用低俗内容吸引眼球的简单粗暴办法。这暴露了部分从业者文化素养不高。
监管面临人才、技术等方面挑战
“低俗广告对社会文化、社会风气产生危害，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挑战，必须要严格监管。”张翔表示。
不过，互联网广告也面临监管难题。“曾因缺乏相应人才、社会对互联网媒体属性的认知不足，导致一度出现监管不足的问题。”张翔介绍说。
“广告管理一般坚持属地管理，而互联网广告具有跨地域性。”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赵占领分析说，低俗广告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这些都增加了具体执法的难度。
郝旭东则表示，互联网广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各类电子文档，可以任意修改或删除，这增加了取证、公证的技术难度。此外，有些表现形式是在付费短文、消费体验软文中进行植入，隐蔽性强。
“监管要讲究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张翔解释说，首先，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其次，要加深对互联网传播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应该顺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增强监管的可执行力。
2016年，《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张翔认为，这表明我国互联网广告的管理已经有了人才队伍，有了适应新技术要求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
就如何提升互联网广告监管水平问题，郝旭东建议，强化对互联网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行政指导，督促有关平台切实履行法定广告审查义务，自觉树立正确的广告导向。同时，构建互联网广告监管监测系统及覆盖整个互联网的监测网，加大对执法人员互联网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力度。此外，强化监督检查，严格依法办案，从重从快查处低俗广告违法案件，及时公布违法广告典型案例，确保整治行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赵占领则认为，应该根据新情况，及时修改完善低俗广告的判断标准。此外，打击低俗广告，不能全靠监管，应强化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平台应该加强自律以及对用户的管理。
杜鑫
杜鑫
0.1元的商业短信退订费，到底该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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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电商平台均有短信推送商业广告的形式，但并未明确短信退订费由谁承担。有法院认定，未约定的应由平台方承担短信退订费。不过，日前有平台更改用户协议，新增退订费由用户自行承担的条款。对此，律师表示，这属于霸王条款，应认定无效。
商业广告短信退订费该由谁出？日前，某生鲜电商平台更改用户协议，新增一条：退订费由用户自行承担，引发关注。
去年10月，该平台在“退订费纠纷”中败诉。用户王女士因退订该平台的商业短信被收费，将其诉至法院。法院认定，用户协议中未约定退订费用谁负担，判决由平台方承担0.1元短信退订费。
律师认为，平台新增的这一条款内容加重了用户负担，应属无效格式条款。同时，权益的维护不能指望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去提起诉讼，监管部门要主动担起监管职责。
消费者被收退订费起诉平台
2019年5月，王女士下载、注册了某生鲜平台的APP。2019年11月，该平台每日先后3次向王女士发送了商业广告短信。无奈之下，王女士选择回复“N”进行退订，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短信费用0.1元。
2020年3月，王女士将该平台诉至北京市互联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平台方发送商业广告短信的条款无效，并应承担短信退订费0.1元。
对此，法院认为，平台在用户协议中有向用户发送商业广告短信的条款，该条款内容本身未免除平台责任、加重平台用户责任、排除平台用户主要权利，并均以加粗或加下划线方式进行了合理提示，履行了提示义务。因此，法院认定该格式条款应属有效。
同时，法院指出，该平台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中，均未对短信退订费用负担进行约定，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王女士发送退订短信，是行使拒绝接收短信的权利而非履行义务。因此，退订费用应由平台方负担。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平台方赔偿王女士短信资费损失0.1元。
民法典对霸王条款作出规制
1月11日，记者在该平台APP用户协议中看到，“用户的权利和义务”条款用黑体字写明：如果用户不想接收商业推广信息，有权办理退阅或设置拒绝接收消息。该条款新增内容“如用户选择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办理退阅，请自行承担相应电信资费”。该协议于2020年12月4日生效。
对此，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熊超表示，修改后的条款加重了用户负担，排除了平台的责任，应属无效的格式合同，退订费应由平台方承担。
“此前法院认定发送商业广告短信的条款有效，是基于互联网用户的广泛性和差异性，也符合互联网用户对信息接收的容忍度。”熊超说，“但更改后的条款让用户承担短信退订费，并且‘捆绑式’写入协议，违背了公平原则。”
“这是明显的霸王条款。”广东耀文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爱东也持相同观点。他指出，民法典对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民法典第496条规定，如果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此外，民法典第497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这其实是民法典对消费者权利设置的双重保护。”张爱东进一步解释，“如果平台未尽到提示义务，消费者可主张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即便平台进行了提示，但条款内容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消费者还可以主张条款无效。”
1角钱官司背后的维权困境
“原来退订短信还要自己花钱？之前都不知道。”王女士打赢1角钱退订费官司后，许多网友发出这样的感慨。
记者发现，目前多个电商平台均有短信推送商业广告的形式，也给出了例如回复字母这种退订的方式，但并未明确短信退订费由谁承担。
除了退订费该谁出，还有诸多退订“套路”和谜团困扰着消费者。比如，退订了依然能收到短信。此前有媒体报道，成都市民阿琳（化名）在收到推销短信后，回复“T”退订。没想到推销短信不仅没有被终止，推送频率反而从以前的10天左右一次，提高到3天左右一次。
还有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被推送”。有网友吐槽：“有的推送短信的商家，自己根本没听说过。”还有不少网友反映，在电商平台买过一次东西后似乎就默认开通了推送。“店家会发来促销短信，但事先并没有得到我的授权。”
在张爱东看来，无论是“被推送”还是“被收退订费”，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都远远大于商家的侵权成本。
“在我们生活中，这类‘小成本、大规模’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但有多少消费者会去较真儿打官司？”张爱东说，“即便有人站出来维权了，商家大不了对这起个案进行赔付。对那些没提起诉讼的消费者来说，他们的权益并不能得到维护，而商家的侵权成本太低。”
“应该感谢像王女士这样较真儿的消费者，引发大家对权益的重视。但权益的维护不能指望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去提起诉讼，司法只是一种事后救济。”熊超指出，“首先商家须遵守法律，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其次监管部门也要主动担起职责；最后，电信运营商也应在社会公益和商家利益间做好权衡。”
卢越
国际锐评丨被资本绑架的医疗体系“绑架”了美国患者的生命
当感染新冠住院62天的迈克尔收到112万美元的天价账单，当普通美国人因担心交不起高昂费用而拒绝接受医疗……美国医疗体系在疫情这面“放大镜”下，彻底暴露了服务资本、“绑架”美国人生命的本质。
与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普遍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医保制度不同，美国实行商业医疗保险与政府医疗保险的混合制度。前者大概涵盖53%的人口，后者大约覆盖38%的人口，还有约9%的美国人没有保险。可见，美国医疗资源分布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医生、保险公司、药厂、医药保险管理机构等群体既竞争又相互勾结，普通美国人乃至国家财富都成为它们博弈的牺牲品。
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美国医疗支出接近3.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约18%，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然而，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却低于经合组织其他25个成员国。
覆盖少、投入高、成效低——对于广受诟病的美国医疗体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凯斯和迪顿在《绝望之死和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医疗行业并不是为了增进民众的健康而存在，而是更擅长增进医疗服务者的财富。显然，过度市场化以及政府监管缺失，使得美国医疗体系成为资本逐利的战场。
这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由于几家大型制药企业垄断药品市场，美国成为世界上药价最高的国家之一。白宫前高级顾问伊齐基尔·伊曼纽尔指出，“美国占世界人口总量的不到5%，却支付了世界药品销售价格的50%”。美国公共卫生非营利组织凯瑟尔家族基金会数据显示，至少1900万美国成年人因国内药价过高而不得不去加拿大或墨西哥等国买药。
医疗服务价格更为夸张。据2017年《国际医疗价格比较报告》，以阑尾切除术为例，英国的费用为3050美元，而美国的平均价格达1.3万美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据凯瑟尔家族基金会的分析，即便有医疗保险，没有并发症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平均也要支付大约9800美元的治疗费用，如果有并发症，费用将超出2万美元。正因此，民调显示，美国每11人就有1人因新冠治疗昂贵而拒绝就医。
更不要提还有近2800万的美国人处于医保“盲区”。由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商业医疗保险由雇主提供，新冠疫情导致大量失去工作的民众同时失去了保险。对于他们来说，听天由命似乎成为面临疾病的唯一选择。
医保体系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竞争力的一个蛀虫——“股神”巴菲特的这句评价，代表了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然而，迄今美国医改仍步履维艰，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一方面，政治极化加剧了美国两党在医改立法上的分歧。比如，对于奥巴马时期推出的《平价医疗法案》，现任美国政府上台后即进行修改，将“强制投保”又变成“自愿投保”。另一方面，当普通美国人苦于高昂的医疗费之时，利益集团却在看不见的地方一掷千金。
据美媒报道，美国医疗行业拥有年度花费约5亿美元、全美规模最大的游说团队。在2020年竞选活动中，美国制药行业就向议员们捐赠了750万美元。
在美国，相关利益集团将赚取的利润用作政治献金，游说医疗立法及相关政策走向符合自身利益，以此获得更高的利润，这已经形成一个难以撼动的闭环。而这正是无论美国两党谁上台执政，都不愿对医疗体系做刮骨疗伤式改革的重要原因。
只要美国金钱政治的内核不改，普通美国人乃至整个国家利益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医疗体系“蛀虫”的蚕食。这何尝不是一出资本逐利导演的“美国悲剧”？(国际锐评评论员）
漳州通报“抑菌霜”事件：确认涉事产品含激素，线索移送警方
福建漳州市卫健委网站1月17日凌晨发布消息，漳州市“欧艾抑菌霜”事件处置工作组17日通报“欧艾抑菌霜”事件调查处置进展情况。
漳州市成立由卫健、市场监管、工信、公安、龙文区政府等组成的事件处置工作组，针对群众和社会反映欧艾婴童健康护理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两款抑菌霜产品涉嫌违法添加激素问题，依法依规开展调查。现将有关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日前，事件处置工作组赴江苏、浙江两省四市，先后走访卫健部门、相关医院、部分产品经销点、患儿家庭、评测 机构等，对涉事产品流向地的销售和下架情况作进一步摸排， 深入患儿家中走访看望，了解患儿的健康状况及诊疗进展。
经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测，已确认召回的涉事产品“益芙灵多效特护抑菌霜”和“开心森林一抹舒宝宝皮肤抑菌霜”含有氯倍他索丙酸酯，企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涉事企业所在地卫健部门已将有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已传唤涉事企业主要涉案人员。
下一步，漳州市将对涉事企业及其产品作进一步调查，坚决依法从严查处涉事企业及相关人员。
中新社东京1月18日电 (记者 吕少威)日本首相菅义伟18日在当天开幕的第204届例行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内容涉及新冠疫情对策、经济复苏、外交方针等多方面。
资料图：日本首相菅义伟。
在新冠疫情对策方面，菅义伟表示，为使国民恢复安心生活，政府将尽全力早日控制住疫情。菅义伟对当前日本疫情和已采取的防控措施进行了简要说明，并提出将在国会上提交疫情相关法律的修正案，添加惩处条例，以提高防控措施的实效。
菅义伟称，为使疫苗接种工作在二月下旬前顺利开启，当前正加紧做相关准备。此外，政府还将向医疗机构、保健所、生活困难者、企业等提供更多支援。
关于未来日本经济发展，菅义伟把“绿色”和“数字化”定位为新成长的“原动力”。菅义伟说，政府将在环境投资方面迈出大胆的一步，设立2万亿日元的发展基金，鼓励企业研发最先进的新能源技术。
为发展“数字化”，菅义伟表示将在秋季新设部门“数字厅”统筹全国的数字化工作，将把健康保险证、驾驶证等多种身份证件进行一体化管理，推进多种行政手续的网上办理，发展数字化教育，培养专门人才。
在外交方面，菅义伟提到要处理好与周边大国的关系。他说，日中关系对两国、本地区以及国际社会来说都极为重要，希望在共通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不应推给下一代，希望与俄领导人坦率交换意见，推动包括签订和平条约在内的日俄关系全面发展。
而对于韩国，菅义伟一方面称韩国是极为重要的邻国，但同时也表示为恢复健康的日韩关系，将基于日方一贯立场强烈要求韩方妥善应对。
此外，菅义伟还强调要发展地方经济，鼓励人员、资金等各种资源向地方分流。(完)
智慧医疗时代的“新医护”（探访新工种④）
随着现代医学不断发展，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动下，健康医疗产业中涌现出许多新职业，可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3位智慧医疗时代的“新医护”，他们有的当上了核酸检测员，在寒冬中为人们筑起疫情监测的防火墙；有的成为心理干预指导师，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很多心理亚健康的朋友进行疏导和治疗；有的成为社群健康助理员，在互联网社群中接下四面八方的求助信息，为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尽管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在为患者服务。在帮助求助对象解决问题的同时，他们也迎来了自己在医疗领域的发展新机遇。
核酸检测员郑雷刚：
“内心被责任和荣誉填满”
“2020年12月27日，我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说这话时，郑雷刚完成了一天的核酸检测任务，即便看不到他口罩下的表情，从眼神中也能读出他的自豪感。
28岁的郑雷刚是北京市中日友好医院西区综合科一名护士，平时主要负责收治肿瘤病人。2020年6月，郑雷刚在护士主业之外，又有了一个新职业——核酸检测员。
根据2020年5月人社部发布的信息，核酸检测员是使用仪器和试剂，对核酸样品进行管理、提取、检测并出具相应检测报告的人员。采集、管理核酸样品，是郑雷刚的日常工作。
“针对‘愿检尽检’人群的核酸检测，我们主要通过口咽拭子采集标本，具体操作方法是：让被采集者张口发出‘啊’的声音，腭垂上提暴露咽后壁，用拭子越过舌根，快速擦拭两侧腭弓和扁桃体隐窝分泌物，然后把拭子放入试管中。每10个人的拭子放在1个试管中，如果发现有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样本，我们就会对这10个人重新检测。这种方法也叫混检采集。”
自从2020年中旬中日友好医院设立核酸检测室后，郑雷刚每周都会有一天被排班进行核酸采集工作。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身为肿瘤科护士的他愿意承担这样跨专业、强度大的工作时，郑雷刚笑了：“我是党员，凡事就得冲在最前面，人民有需要，我就往前冲。”
2020年2月，郑雷刚参与了中日友好医院的援助湖北战疫行动。
“去年2月7日，我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上岗，这是一家专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医院。那时我刚到武汉，去的时候医院里面已经住满了病人。我的内心也比较忐忑。”郑雷刚说。
在与医院的一位保洁阿姨聊天时，郑雷刚惊讶地发现，她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医院执勤这件事，阿姨的家属并不知情。郑雷刚问她，为什么要留下来？这里很危险难道她不害怕吗？
阿姨回答说，你们北京的人也来了，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了，大家来帮我们，作为一个武汉人，我还有什么理由离开？说这话时，阿姨已经在医院里工作了20多天。
“这话就是我的强心剂，后面我就没有顾虑也不害怕了。”郑雷刚说。
无论是驰援武汉，还是报名核酸检测员，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们都很积极。“我们科许多同事都报了名，因为我有援鄂的经历，单位觉得我的心理素质不错，核酸采集业务也相对熟练，就先把机会给了我。”郑雷刚说。
成为核酸检测员之后，郑雷刚印象最深的一天，是2020年12月27日。
2020年12月，北京局部地区出现新增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顺义区和望京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12月27日凌晨5点，郑雷刚和其他50名同事接到通知，要紧急集合去参加一次为期2天的核酸检测任务。闻讯而动的护士们只用了1个小时就在医院本部集结完毕，开赴望京西园小区执行任务。
那天北京的气温很低，西北风带着刺骨寒意呼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50多位护士顶着寒风在小区的核酸检测点展开工作。
“从早8点到晚8点，人流量没有断过。”郑雷刚说，“当天，我们在12个小时内采集了1万余人的核酸检测样本。”
郑雷刚说，最让自己感动的是小区居民的配合和理解。
“12月27日那天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特别配合。核酸采集要把棉签放到嘴里，孩子的口腔比较敏感，会觉得难受，但是检测完成之后他们还是会主动对我们说谢谢。”郑雷刚说，社区居民的配合让他感受到中国人的团结和凝聚力。
核酸检测员在采集阶段的工作也是有风险的。“我们直面采集对象，他们张口的时候离我们不到50厘米，如果防护不到位，我们就有被感染的风险。”郑雷刚说，“冬天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冻手。在零下几摄氏度的天气里，我们手上只带了2层薄薄的乳胶手套，每检测完一个人我们都要用酒精进行一次手部消毒。乳胶易湿，喷一次酒精之后湿了的乳胶会紧紧贴住皮肤，因此一次2到3小时的检测下来，我们的手都会被冻得通红。”
无论是参与援助湖北战疫，还是承担核酸检测员的工作，郑雷刚认为，2020年是他个人迅速成长的一年。
“新的经历、新的职业，不仅让我的内心被责任和荣誉填满，也让我对护士这一职业的理解更立体。”郑雷刚说，“核酸检测员是去年新出现的职业，大部分由护士参与。国家设置专门的核酸检测员，拓宽了护士的职业空间，让我们的工作不再局限于临床护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职业方向和机遇。”
心理干预指导师梁馨予：
“让孩子的内心更有力量”
“这一年，找我咨询的来访者是以前的3到5倍，很多人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梁馨予对本报记者说，疫情防控期间，应激性的自闭反应成为去年她帮求助者解决最多的问题之一。
梁馨予是广西柳州市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从事教学研究17年、实践3年的她，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都很丰富。
2020年，梁馨予尝试了一个新职业——心理干预指导师。
2020年5月，人社部发文，在“心理咨询师”职业下拟增设“心理干预指导师”工种。中国保健协会心理保健分会会长郑运良说，心理干预指导师主要是针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群体性公共事件开展群体心理援助、心理疏导和行为干预工作，以及各类人群的心理健康教育、行为训练、心理督导等，比普通心理咨询范围更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打乱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在抗疫期间，如何缓解焦虑、恐惧、压力成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备受重视，人们想要进行心理管理的意识也越来越强。”梁馨予告诉本报记者，平时自己的月访客人数正常是20位，疫情防控期间飙增到月均100人左右。
“很多都是家长和孩子，他们咨询最多的问题是居家网课学习给家庭亲子关系带来的挑战。”梁馨予说。
2020年中旬，梁馨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例。
“求助者是一位临近初三毕业的男孩小林，江苏人。”梁馨予说，“疫情防控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学校组织学生返校，小林出现了社交回避的问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出来，也不愿意回学校。”
一开始，小林的家长觉得孩子只是和平时一样跟父母闹矛盾，青春期逆反，赌气不愿意上学，但当发现他连续几天都不出房间，这才觉得不对劲。
“家长认为孩子不懂事，孩子则认为家长不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后来是孩子主动提出要找心理咨询师，他们这才联系了我。”梁馨予说，快到高中出现这种社交回避情况的孩子，往往都有一段相似的经历，就是在初中遭遇了一定的心理危机，告诉家长却被家长否定和拒绝。“这很容易让他们感到受伤，影响他们对家长的信任和依赖。”
梁馨予与小林进行了1个多月的耐心沟通。通过沟通，她发现小林并不是厌学和叛逆，而是因为个人独立意识正在增强，孩子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为自己争取自主决定和选择的权力。
“他很喜欢‘二次元’（动漫、游戏的文化圈代称），希望以后能去日本留学。”梁馨予说，“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的父母，他们决定尊重孩子的意愿，把他送到北京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为他以后出国留学做准备。”
来到北京，小林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朋友，通过与他们的对话，小林渐渐认识到学习文化课的重要性。2020年下旬，小林与父母和解，重返自己生活的城市，决定好好学习参加中考。
“在咨询中，小林曾经问我：‘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参加中考？你能帮我做选择吗？我从来没有自己选过。’”梁馨予说，“其实小林的心理问题并不是一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状态，之所以父母会出现这样的误判是因为缺乏心理学常识。最后他的父母接受了心理学的认知观念，调整了对自己和孩子心理健康的认知，才解决了亲子关系问题。”
据梁馨予观察，在自己帮助的人群中，疫情发生前就参与心理咨询的孩子和疫情发生后出现应激性心理障碍再来咨询的孩子心态明显不同。“坚持进行心理疗愈孩子的内心力量比没有接受过心理调节的孩子更强，不仅没有出现厌学情况，返校之后成绩甚至还明显提高，”梁馨予说，“这说明，适时的心理干预可以让孩子们的内心更有力量。”
“疫情发生之后，由于来访量暴增，让我发现以线下一对一个案的方式来进行心理干预和服务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于是我的工作重点就从个案疏导转向线上团体咨询。”2020年，梁馨予和姐姐梁晓玲开设了“‘船长’线上团体心理疗愈航线”，用在线指导的方式帮助更多人解决心理问题。“在线上，我们带领一群团体咨询师，一年可以服务几千人。专业的应用情境可以让更多人得到心理咨询师专业的干预，帮助他们走出当下的心理亚健康状态。”梁馨予说。
社群健康助理员张唯：
“我的职业‘转了正’”
“您好！我是新氧社群健康助理员张唯，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在北京来广营新氧科技办公大楼内，25岁的张唯又开始一天的工作。
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显示，2019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已达到1769亿元。健康中国的发展让人们对健康变美的渴求更加迫切，也促进了医美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医美行业打破了过去各自封闭的状态，在网上出现了许多讨论关注“医美”话题的在线社群。人们在社群里分享医美经验、寻求医疗帮助。新氧社群就是其中之一。
2020年7月，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9个新职业，包括社群健康助理员。社群健康助理员是运用卫生健康及互联网知识技能，从事社群健康档案管理、宣教培训、就诊、保健咨询、代理、陪护及公共卫生事件事务处理的人员。
“我们的医美社群中，有医美达人会在线分享他们的就诊经验，群里成员也可以向我们或者医生咨询。”张唯说，“我们社群的日均活跃人数有上万人，我和同事们就负责为他们提供关于医美的知识和咨询解答。”
沟通是社群健康助理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2020年找自己求助的北京女孩小文让张唯记忆犹新。
“2020年中秋前后，小文做隆鼻手术失败，与医院沟通无果后，来到我们社群求助。”张唯说，“那个时候正逢过节，她在北京的出租屋里给我打电话，一个人很孤单很无助。说到难受处，失声痛哭。当时我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帮她想解决方案。我对她说，像她这样的术后问题，类似医患纠纷是有正常解决途径的。第一个方法是通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申请第三方调解，该调解具有法律效力，能帮助她解决问题。如果调解不成，我们就建议她去依法诉讼。后来她采纳了我们的建议，鼓起勇气去解决问题。”
在帮助社群成员时，张唯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去看一下成员近期在社群里发表的状态和日记中怎样描述自己遇到的问题，然后张唯会就这个问题做背景调查。平时，张唯会一直关注社区动态，“如果我在站内监测到有的成员遇到了困难或者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也会主动给她打电话进行询问并提供帮助。”
2020年，张唯受理了1000多位群成员的咨询，帮助其中的很多人化解了困扰。
“国家出台社群健康助理员这个新职业，帮我‘转了正’。”张唯笑着对本报记者说，“在互联网医疗平台做社群运营，能有一个国家肯定的职业身份，对我和同事们的工作是一种鼓励和认可。这也反过来说明，国家对于每个人的卫生健康、心理健康是非常关心和重视的。”
杨俊峰
杨俊峰
中新网首尔1月18日电 (记者 曾鼐)韩国总统文在寅18日称，目前还不是时候讨论特赦两位前总统。
当天，文在寅举行新年记者会时如是说。此前，韩国执政党党首李洛渊曾公开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向文在寅建议赦免前总统朴槿惠和李明博，引发舆论争议。
资料图：韩国总统文在寅。青瓦台供图
去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对李明博涉嫌贪污受贿案进行终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取消保释资格。今年1月14日对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20年有期徒刑。(完)
中新社雅加达1月17日电 (记者 林永传)截至17日下午，因暴雨引发的印尼南加里曼丹省和西爪哇省两地的山体滑坡已造成33人死亡、13人失踪，搜救人员目前仍在灾害现场搜寻失踪者。
连日来，印尼南加里曼丹省连续暴雨引发洪涝灾害。该省丹那劳特地区一村庄发生山体滑坡。据当地搜救部门负责人苏卡姆塔介绍，山体滑坡已经夺走了5名村民生命，还有一人仍然下落不明。由搜救部门、军方、警察和社区组成的联合搜救队正在搜寻失踪者。
暴雨引发的洪水还冲毁了两座桥梁，苏卡姆塔称已与当地建设部门和陆军工程部门协调商讨尽快恢复道路畅通。
洪水共淹没了该省2.7万多所房屋，11万多人成为灾民，或投亲靠友或被安置在避难所。救灾当局为灾民提供了快餐食品和口罩，并紧急下拨救灾资金。
发生在该国西爪哇省双木丹县山体滑坡的搜救工作已进入第9天，联合搜救队共找到28名遇难者尸体，仍有12人失踪。
当地搜救机构负责人拉蒂塔亚称，搜救队使用4台重型机械进行搜救，但连续降雨影响了搜救进程。
本月9日，暴雨致印尼西爪哇省双木丹县一村庄连续发生两次山体滑坡，摧毁多座村民房屋。(完)
主动投案成常态反腐领域精准化织密反腐败“法网”
疫情防控年反腐败不停歇
编者按
“严”的主基调、政务处分法、主动投案、“打伞破网”、倒查20年……这些代表性词汇入选“2020年度十大反腐热词”。通过这些词汇，人们得以看到：从严是国家反腐败斗争矢志不渝、毫不动摇的态度宣示，依法则是一直在路上的反腐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与底线。
本报今日推出反腐专题，盘点2020年反腐败“成绩单”，展望2021年反腐败“新趋势”，从中体会国家反腐败斗争的果决与坚韧，看到社会各界在约束权力、遏制腐败上的共识与合力，敬请关注。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但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并未放缓步伐，在消除腐败存量方面仍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巩固了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压倒性胜利
● 包括中管干部、省管干部在内，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投案成为一种常态，这正是2020年反腐败工作的一大亮点，既说明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对腐败行为形成遏制效应，又说明当前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发挥了影响力
● 随着越来越多的监督执纪和反腐败实践经验上升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层面，法治化反腐败正在成为现实，反腐败的“法网”越织越密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2020年12月30日20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消息称：“四川省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李元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发布的最后一条执纪审查信息。《法治日报》记者梳理通报信息发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18人、省管干部391人。
对比发现，2018年至2020年，通报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数量略呈下降趋势，通报执纪审查的省管干部数量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但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并未放缓步伐，在消除腐败存量方面仍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巩固了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压倒性胜利。
专家认为，2020年，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得到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审查调查各项职能都实现了制度化发展。
执纪审查人数仍处高位
反腐败斗争步伐未放缓
李元峰被执纪审查之前，已经退休4年有余。
根据公开简历，李元峰是四川通江人，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
自1975年12月进入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后，李元峰在40年间一直没有离开这里。2007年4月，时年52岁的李元峰晋升四川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同时担任四川省科协副主席。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任上，李元峰还曾兼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文体医卫委员会副主任，直至2016年1月。
2016年3月，李元峰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退休。
李元峰曾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表彰奖励。令人惋惜的是，他在2020年倒数第二天的晚上被执纪审查。
根据通报信息，2020年首个被通报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原副主席杨勇明，时间是2020年1月2日。
杨勇明是“60后”，无党派人士，曾担任云南省昆明市政府副秘书长、昆明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昆明市土地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昆明市副市长等职务。
2020年10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杨勇明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经指定管辖，由云南省临沧市人民检察院向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根据通报信息，2020年首个被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则是福建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张志南，时间是2020年4月12日。
张志南是福建龙岩人，31岁时担任福建省上杭县县长，37岁晋升正厅级，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2008年1月升任福建省副省长。2011年11月，51岁的张志南跻身福建省委常委，同时仍担任省政府副省长。
2020年9月，张志南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称，张志南丧失“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关头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敷衍应付、作风漂浮，搞形式主义；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等。
2020年10月，张志南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12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对张志南一案审查起诉。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发现，2020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18人，相较于此前两年略低。2019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2018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3人。
在省管干部方面，2020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391人，虽然略低于2019年的408人，但高于2018年的354人。
2020年，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49人，低于2019年的62人，但远高于2018年的15人。
此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月度执纪审查通报数量显示：2020年2月通报3人、2020年3月通报7人，均为个位数，2020年11月通报人数最多，有51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法治日报》记者，2020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疫情防控成为当前非常重要的工作，但从数据上看，在疫情防控背景之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步伐并未放缓，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压倒性胜利继续巩固。
35名领导干部主动投案
心理震慑效果日益凸显
2020年12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消息称，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副院长马林昆接受审查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马林昆的通报中，多了几个字，即“已主动投案”。
马林昆，云南昆明人，一直在医疗系统工作，曾任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2012年经教育部批准，昆明医学院更名为昆明医科大学，马林昆任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暨第二临床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明确为副厅级。
2017年8月，马林昆转任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2020年5月被免去副院长职务，此时他已经年满60周岁。
根据通报信息，2020年首个主动投案的领导干部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原常委王振清，通报时间是2020年4月30日。
王振清，河南渑池人，曾任河南省卢氏县县长、卢氏县委书记、三门峡市副市长等职务。
在此之前，2017年11月，因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三门峡段生态破坏问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王振清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根据通报信息，2020年首个主动投案的中管干部是青海省原副省长，海西州委原书记，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原书记文国栋。
文国栋生于1969年8月，仕途一直在青海。2020年7月，文国栋升任青海省副省长，并继续兼任海西州委书记。2020年9月，文国栋主动投案。
2021年1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对文国栋的通报消息，称其丧失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敷衍了事、另搞一套，甚至“靠煤吃煤”，与不法私营企业主搞利益交换，充当非法采煤的“保护伞”，致使祁连山南麓青海境内木里矿区非法采煤问题整而未治、禁而不绝；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等。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通报信息统计显示，2020年，总计有35名领导干部主动投案。其中，中管干部两人，省管干部33人。
庄德水认为，包括中管干部、省管干部在内，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投案成为一种常态，这正是2020年反腐败工作的一大亮点，既说明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对腐败行为形成遏制效应，又说明当前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发挥了影响力。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对《法治日报》记者称，这些数据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高压态势已经形成强有力的震慑，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体推进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机制，促使更多的违纪违法人员主动投案。
在庄德水看来，涉腐领导干部主动投案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注重以案促改和警示教育，用身边腐败案例教育党员领导干部，给党员领导干部以心理上的震慑。
精准反腐聚焦民生领域
让群众感受反腐可及性
2020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原副行长吴锐接受审查调查。
吴锐，四川洪雅人，曾任农行四川省乐山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农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2020年9月任农行四川省分行副巡视员。
《法治日报》记者统计发现，2020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通报的“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中，执纪审查金融系统领导干部总计14人，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这意味着，每通报4名“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金融系统至少有1人。
在被执纪审查的14名金融系统领导干部中，10人为金融机构领导干部，4人为金融监管部门领导干部。
其中，原中国银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纪宁，是2020年首个被通报执纪审查的金融部门领导干部。
薛纪宁，江苏如皋人，2003年11月任原中国银监会监察局副局长，2007年8月升任原中国银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
金融领域反腐只是2020年反腐败的一个缩影。
2020年1月公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称，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加大国有企业反腐力度，坚决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等领域的腐败，持续开展追逃追赃“天网行动”。
庄德水对《法治日报》记者说，这体现了2020年的一个反腐败特点，即精准反腐——以腐败问题为导向，精准切入相关领域。比如，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领域、金融领域、脱贫攻坚领域等，以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提升反腐败的可及性。
一个佐证是，根据中央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法治日报》记者统计发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总计集中公布39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此外，在宋伟看来，2020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开展监督执纪，为抗疫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提升反腐败制度化水平
补齐法治化反腐败短板
2020年一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以规范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的接收、受理、办理、处置程序，着眼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为了全面落实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作为党中央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的重要举措。
在庄德水看来，2020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并没有因此放松执纪尺度，恰恰相反，这种特殊的环境给了纪检监察机关强化内部体制机制建设的机会。
2020年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宗旨在于，依法规范政务处分，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促进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坚持道德操守。
庄德水认为，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出台，强化了对公权力的依法监督和制约，更重要的是，让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委员会的处置权得以明确。
庄德水提醒说，根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规定，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处分，确立了政务处分与处分双轨并行的处分体制，实现了对监督对象的全覆盖。
在宋伟看来，这些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颁布实施，为权力制约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撑。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审查调查各项职能都实现了制度化发展，“反腐败制度化水平显著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2月22日，监察官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监察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监察官的条件和选用，监察官的任免，监察官的管理，监察官的考核和奖励，监察官的监督和惩戒，监察官的职业保障等。
“制定监察官法的意义在于，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官制度，助力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赋予监察官明确的法律地位，使监察官的权责得以明确。”庄德水称。
在庄德水看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监督执纪和反腐败实践经验上升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层面，法治化反腐败正在成为现实，反腐败的“法网”越织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