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马来西亚再推150亿林吉特纾困配套措施
中新社吉隆坡1月18日电 (记者 陈悦)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18日下午宣布总额150亿林吉特(1林吉特约合0.25美元)的“经济与人民援助安心配套”措施，以求在抗击疫情同时补助民生、扶助经济。
这是马来西亚政府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第五次宣布纾困举措，也是本月13日该国在多个地区重启行动限制令后推出的首个纾困措施。
穆希丁宣布，纾困措施共计22项，其中既有对现行计划的完善和落实，也包括新推出的补助计划。这22项补助措施包括落实接种疫苗、增加医护人员数量和增发津贴、补助参与抗疫的私立医院、加大对职场雇员检测力度等抗疫举措；亦包括向逾千万国民发放补贴、延长各种减免税措施、延长贷款偿还期限或减免还款额等补助民生措施；还有针对企业界的系列补助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表彰外卖送餐员在行动限制令期间的贡献，穆希丁宣布，马政府将拨出2400万林吉特支持社会保险机构的“自雇人士社会保险计划”。据悉，马来西亚已有3万多名外卖送餐员申请参与该计划。
据统计，在去年3月到5月的行动限制令期间，马来西亚经济每天损失逾20亿林吉特。分析人士预测，本月13日起在吉隆坡、雪兰莪等经济发达地区重启行动限制令后，马来西亚经济和民生也将面临不小压力。(完)
支架“跳水价”执行半个多月，质量打折没？医院缺货不？
本报记者宋瑞、雷琨、张建新
2020年11月，作为首个国家集中带量采购的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均价从1.3万元左右跳水至700元左右，并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价格。
半个多月过去了，患者用上降价后的支架了吗？手术费用降低了多少？医院服务有没有减项？有没有出现支架短缺情况……
对此，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天津部分医院，探究“生命的支架”是否真正为更多患者撑开了“生命之伞”。
“加起来便宜了八九万”
39岁的海棠正拿着一叠单子在医院中穿梭奔走，神情略显疲惫，声音依旧清亮，“孩子的爷爷准备出院啦，我正要去办理出院手续！”
73岁的张家旺是海棠的公公，2020年的最后一天，突然意识模糊，被紧急送往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经过心脏造影检查后，老人被诊断出心脏冠脉弥漫性钙化，以及血管多处堵塞，医生建议接受手术治疗。
经排队等待，1月6日张家旺住院，随后进行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PCI)，在心脏里安装了5个冠脉支架。
“手术过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公公被推出来时意识清醒，住院观察了一天之后，第二天就准备出院了，现在他的心率平稳，恢复得很好。”海棠说。
拿到医院诊疗单，海棠仔仔细细看了三遍，“600多元的支架4个，700多元的一个，整个手术加起来还不到5万元！”海棠说，国家的好政策给她并不富裕的家庭节省出八九万元。
对于海棠一家来说，这省下来的八九万元，像是从乌云的缝隙间照进窗来的“一米阳光”。
这半年来，海棠经历了太多，“就像在油锅里涮来涮去。”2020年8月，她的丈夫在外卖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3个月后，脑部患有恶性肿瘤的婆婆接受了开颅手术，却依旧没抢救过来……
“我就希望一家人健健康康。生活慢慢步入正轨后，钱可以靠努力再挣，明天会更好！”海棠说。
缴费单上“没大数儿”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脏科副主任医师徐建强发现，现在心梗发病有愈发年轻化的趋势，隔三岔五就会出现三四十岁的年轻病人。
36岁的邵女士就是徐建强的患者之一。“要没这个生命支架，我人就没了。”经过“惊心动魄”的抢救后，邵女士展开笑颜。
徐建强说：“患者被送到医院时，意识逐渐模糊，身体保持着坐姿，无法平卧。”
当时的情况非常凶险，邵女士心脏左主干道急性闭塞，随时有可能出现心跳呼吸暂停。
“急救过程中，我们立即使用了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维持其心脏供血，在10分钟内快速开通血管，当我们从屏幕上看到一丝血流，就觉得有希望了。后来在其心脏左主干道血管内放入支架后，心脏有血流灌注，患者逐渐恢复正常。整个急救手术持续了近50分钟。”
“推出手术室时，我就清醒了。”邵女士说。现在，她恢复得不错，夜间胸闷、呼吸困难等术后常见反应都没有出现。
邵女士的爱人坦言，以前就听人说过，做支架手术挺贵的，所以他本来做好了“舍财救人”的准备，“但我前两天翻了翻医院的缴费单，好像也没个大数儿啊。”
徐建强解释道，患者使用的进口冠脉支架降到了600多元。实际上，其他相关医用器械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如球囊反搏泵，原来价格在1.8万元左右，现在降到了约1.2万元，对患者来说是很大的利好。”
医院服务没打折扣
记者见到59岁的王征时，他边打着点滴边和病友唠嗑，神情放松，声音洪亮。
1月8日，王征突发心梗，经过心脏造影检查，被判断为心脏主动脉堵塞，13日，他便接受了手术。
“医生将我手腕处局部麻醉后，我的大脑意识还很清醒，当心脏植入冠脉支架后，我马上就感觉到‘松了一口气’，心里一紧的感觉瞬间就没有了。”王征说。手术过程中，医生手法娴熟，仅用半小时就完成了手术。
王征的心脏里植入了一个进口冠脉支架，花费700多元。“原来这一个支架就超过1.5万元，现在虽然价格便宜了，支架质量、医院服务却一点儿没打折扣。术后，医生每天都会来查房，护士定期为我量血糖、测血压，我们老百姓受益很大！”
在王征看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PCI)在过去就是很大的手术了，但现在，“这手术也变得很‘亲民’，一般有需要的老百姓都能做得起。”
王征隔壁床的大爷来自天津市武清区的农村，刚出院不久。“老爷子跟我说，这手术原本算下来要花五六万元，现在加上诊疗费、住院费等才花了2万元左右，农村医保还能再报销不少，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王征说。
王征的病友里还有位75岁的大爷，10多年前曾做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当时用了2个冠脉支架花费10万元。前段时间大爷感觉有些心颤，便趁着冠脉支架降价，再次来到医院检查。
没有出现冠脉支架短缺情况
选在冠脉支架降价后，再择期手术的冠心病患者不算少。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脏科主任医师卢成志说，该院心脏科2020年全年共完成1500多台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PCI)，而近期新价格落地后，科里的日均手术量超过20台，相较去年有所增加。
据设在天津的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简称“联采办”)统计，今年1月1日以来，跌入千元以内的冠脉支架已落地北京、天津、湖南、山西、新疆(含兵团)等27个省区市。
“中标的10个产品中，我们医院有6种，基本都是我们医院平时就在用的，国产和进口都有。这批集采支架都是临床使用比较成熟的产品，基本能满足临床需求。”卢成志说，医院也提前做好了冠脉支架储备工作，充分保障近期手术的顺利开展，没有出现冠脉支架短缺情况。
针对患者最关心的支架质量问题，联采办主任、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张铁军说，药监部门还会对冠脉支架的生产、流通、使用进行全周期质量监管，每一个冠脉支架都有标识码，从生产到使用都能全程进行追溯和监管。
近期，联采办开发上线了冠脉支架产能和库存填报和更新功能，方便及时了解中选产品库存情况，进行短缺预判。同时，依托国家组织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联采办分批次从中选企业、联盟省份医保局和各医疗机构三个维度进行了执行准备情况摸底，也着手进行使用情况调研，确保中选结果在全国平稳执行。
(抗击新冠肺炎)德国新发现一种不明变异毒株 卫生部门将加强监测
中新社柏林1月18日电 (记者 彭大伟)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加米施－帕滕基兴18日宣布在当地35名确诊患者样本中发现一种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据悉，该毒株不同于目前已知的任何一种变异毒株。德国权威研究机构正在进一步分析此毒株。德国卫生部当天表示，将加强该国境内的病毒测序和分析等工作，以更好地监测新冠病毒变异的整体形势。
1月5日，德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超过180万。图为当天，柏林一家已经关闭的花店在橱窗上张贴的“由于第二轮封城关闭”的告示。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德国疾控机构18日公布的新增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7141人、214人。截至当天已有1145878人接种疫苗。德国“时代在线”实时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日18时许，德国累计确诊2055966人、治愈1691592人、死亡47847人。
加米施－帕滕基兴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最南端，与奥地利接壤。据巴伐利亚广播公司和《南德意志报》等媒体报道，此次变异毒株被发现系始于加米施－帕滕基兴一间医院内暴发的聚集性感染。
截至当天，该医院内共有73名病人和工作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35人的样本中检测出了一种迄今未被发现过的变异毒株。
涉事医院负责人施托克克劳斯纳当天表示，已将三份变异毒株样本送往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国家实验室进行分析。他强调，尚不清楚这一毒株较目前已发现的新冠病毒毒株是否更具传染性或者是否会导致重症率上升。
加米施－帕滕基兴县政府和相关医院均表示，当地疫情形势仍未失控。
德国联邦卫生部当天发布了一项新法令，要求加强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监测。今后，德国境内的实验室和检测机构进行的所有新冠病毒基因测序结果都必须传送给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政府将为此予以相应的补贴。
德国卫生部长施潘表示，德国已拥有一个分析新冠病毒变异的实验室网络，但该网络尚不足以精确反映当前形势。他表示，德国官方希望能够更好地掌握已知变异毒株在该国境内传播的现状，以及捕捉到可能的新型变异毒株。
本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与各州州长协商防疫政策。德媒披露，届时可能采取的做法包括延长目前的“封城”措施、实施宵禁、要求乘坐公共交通佩戴N95口罩等。(完)
当地时间18日上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韩国青瓦台举行新年记者会。在谈及朝鲜半岛局势时文在寅表示，愿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面。
文在寅称，他认为金正恩有意愿推动半岛和平、无核化以及展开对话。文在寅表示，朝鲜希望从美国得到的是对于朝鲜体制安全的保障以及朝美关系的正常化，朝美间通过密切对话充分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韩国愿尽全力协助。(总台记者 唐鑫)
主动投案成常态反腐领域精准化织密反腐败“法网”
疫情防控年反腐败不停歇
编者按
“严”的主基调、政务处分法、主动投案、“打伞破网”、倒查20年……这些代表性词汇入选“2020年度十大反腐热词”。通过这些词汇，人们得以看到：从严是国家反腐败斗争矢志不渝、毫不动摇的态度宣示，依法则是一直在路上的反腐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与底线。
本报今日推出反腐专题，盘点2020年反腐败“成绩单”，展望2021年反腐败“新趋势”，从中体会国家反腐败斗争的果决与坚韧，看到社会各界在约束权力、遏制腐败上的共识与合力，敬请关注。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但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并未放缓步伐，在消除腐败存量方面仍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巩固了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压倒性胜利
● 包括中管干部、省管干部在内，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投案成为一种常态，这正是2020年反腐败工作的一大亮点，既说明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对腐败行为形成遏制效应，又说明当前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发挥了影响力
● 随着越来越多的监督执纪和反腐败实践经验上升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层面，法治化反腐败正在成为现实，反腐败的“法网”越织越密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2020年12月30日20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消息称：“四川省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李元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发布的最后一条执纪审查信息。《法治日报》记者梳理通报信息发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18人、省管干部391人。
对比发现，2018年至2020年，通报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数量略呈下降趋势，通报执纪审查的省管干部数量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但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并未放缓步伐，在消除腐败存量方面仍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巩固了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压倒性胜利。
专家认为，2020年，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得到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审查调查各项职能都实现了制度化发展。
执纪审查人数仍处高位
反腐败斗争步伐未放缓
李元峰被执纪审查之前，已经退休4年有余。
根据公开简历，李元峰是四川通江人，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
自1975年12月进入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后，李元峰在40年间一直没有离开这里。2007年4月，时年52岁的李元峰晋升四川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同时担任四川省科协副主席。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任上，李元峰还曾兼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文体医卫委员会副主任，直至2016年1月。
2016年3月，李元峰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退休。
李元峰曾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表彰奖励。令人惋惜的是，他在2020年倒数第二天的晚上被执纪审查。
根据通报信息，2020年首个被通报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原副主席杨勇明，时间是2020年1月2日。
杨勇明是“60后”，无党派人士，曾担任云南省昆明市政府副秘书长、昆明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昆明市土地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昆明市副市长等职务。
2020年10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杨勇明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经指定管辖，由云南省临沧市人民检察院向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根据通报信息，2020年首个被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则是福建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张志南，时间是2020年4月12日。
张志南是福建龙岩人，31岁时担任福建省上杭县县长，37岁晋升正厅级，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2008年1月升任福建省副省长。2011年11月，51岁的张志南跻身福建省委常委，同时仍担任省政府副省长。
2020年9月，张志南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称，张志南丧失“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关头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敷衍应付、作风漂浮，搞形式主义；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等。
2020年10月，张志南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12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对张志南一案审查起诉。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发现，2020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18人，相较于此前两年略低。2019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2018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3人。
在省管干部方面，2020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391人，虽然略低于2019年的408人，但高于2018年的354人。
2020年，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49人，低于2019年的62人，但远高于2018年的15人。
此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月度执纪审查通报数量显示：2020年2月通报3人、2020年3月通报7人，均为个位数，2020年11月通报人数最多，有51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法治日报》记者，2020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疫情防控成为当前非常重要的工作，但从数据上看，在疫情防控背景之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步伐并未放缓，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压倒性胜利继续巩固。
35名领导干部主动投案
心理震慑效果日益凸显
2020年12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消息称，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副院长马林昆接受审查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马林昆的通报中，多了几个字，即“已主动投案”。
马林昆，云南昆明人，一直在医疗系统工作，曾任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2012年经教育部批准，昆明医学院更名为昆明医科大学，马林昆任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暨第二临床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明确为副厅级。
2017年8月，马林昆转任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2020年5月被免去副院长职务，此时他已经年满60周岁。
根据通报信息，2020年首个主动投案的领导干部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原常委王振清，通报时间是2020年4月30日。
王振清，河南渑池人，曾任河南省卢氏县县长、卢氏县委书记、三门峡市副市长等职务。
在此之前，2017年11月，因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三门峡段生态破坏问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王振清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根据通报信息，2020年首个主动投案的中管干部是青海省原副省长，海西州委原书记，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原书记文国栋。
文国栋生于1969年8月，仕途一直在青海。2020年7月，文国栋升任青海省副省长，并继续兼任海西州委书记。2020年9月，文国栋主动投案。
2021年1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对文国栋的通报消息，称其丧失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敷衍了事、另搞一套，甚至“靠煤吃煤”，与不法私营企业主搞利益交换，充当非法采煤的“保护伞”，致使祁连山南麓青海境内木里矿区非法采煤问题整而未治、禁而不绝；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等。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通报信息统计显示，2020年，总计有35名领导干部主动投案。其中，中管干部两人，省管干部33人。
庄德水认为，包括中管干部、省管干部在内，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投案成为一种常态，这正是2020年反腐败工作的一大亮点，既说明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对腐败行为形成遏制效应，又说明当前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发挥了影响力。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对《法治日报》记者称，这些数据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高压态势已经形成强有力的震慑，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体推进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机制，促使更多的违纪违法人员主动投案。
在庄德水看来，涉腐领导干部主动投案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注重以案促改和警示教育，用身边腐败案例教育党员领导干部，给党员领导干部以心理上的震慑。
精准反腐聚焦民生领域
让群众感受反腐可及性
2020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原副行长吴锐接受审查调查。
吴锐，四川洪雅人，曾任农行四川省乐山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农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2020年9月任农行四川省分行副巡视员。
《法治日报》记者统计发现，2020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通报的“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中，执纪审查金融系统领导干部总计14人，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这意味着，每通报4名“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金融系统至少有1人。
在被执纪审查的14名金融系统领导干部中，10人为金融机构领导干部，4人为金融监管部门领导干部。
其中，原中国银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纪宁，是2020年首个被通报执纪审查的金融部门领导干部。
薛纪宁，江苏如皋人，2003年11月任原中国银监会监察局副局长，2007年8月升任原中国银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
金融领域反腐只是2020年反腐败的一个缩影。
2020年1月公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称，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加大国有企业反腐力度，坚决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等领域的腐败，持续开展追逃追赃“天网行动”。
庄德水对《法治日报》记者说，这体现了2020年的一个反腐败特点，即精准反腐——以腐败问题为导向，精准切入相关领域。比如，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领域、金融领域、脱贫攻坚领域等，以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提升反腐败的可及性。
一个佐证是，根据中央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法治日报》记者统计发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总计集中公布39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此外，在宋伟看来，2020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开展监督执纪，为抗疫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提升反腐败制度化水平
补齐法治化反腐败短板
2020年一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以规范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的接收、受理、办理、处置程序，着眼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为了全面落实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作为党中央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的重要举措。
在庄德水看来，2020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并没有因此放松执纪尺度，恰恰相反，这种特殊的环境给了纪检监察机关强化内部体制机制建设的机会。
2020年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宗旨在于，依法规范政务处分，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促进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坚持道德操守。
庄德水认为，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出台，强化了对公权力的依法监督和制约，更重要的是，让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委员会的处置权得以明确。
庄德水提醒说，根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规定，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处分，确立了政务处分与处分双轨并行的处分体制，实现了对监督对象的全覆盖。
在宋伟看来，这些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颁布实施，为权力制约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撑。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审查调查各项职能都实现了制度化发展，“反腐败制度化水平显著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2月22日，监察官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监察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监察官的条件和选用，监察官的任免，监察官的管理，监察官的考核和奖励，监察官的监督和惩戒，监察官的职业保障等。
“制定监察官法的意义在于，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官制度，助力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赋予监察官明确的法律地位，使监察官的权责得以明确。”庄德水称。
在庄德水看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监督执纪和反腐败实践经验上升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层面，法治化反腐败正在成为现实，反腐败的“法网”越织越密。
陕西神木百吉矿业爆炸致21人遇难案件终审判决 多人获刑
日前，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造成21人遇难的2019年神木百吉矿业煤尘爆炸案件进行了终审判决，包括法定代表人、总工程师、矿长在内的多人获刑3年至1年7个月不等。
2019年1月12日16时30分许，陕西榆林神木百吉矿业井下发生事故，导致21人不幸遇难。事故调查组调查认为：该起事故类别为煤尘爆炸事故，事故直接原因为：采空区顶板大面积垮落，导致气体压入巷道，扬起巷道内沉积的煤尘，并达到爆炸浓度，遇到处于怠速状态下的非防爆运煤车产生火花，点燃煤尘，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
此外，涉事煤矿违法进入老空组织回采，开采老空保安煤柱；
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设备和工艺；
井下采掘工程违规承包分包，现场安全管理失控；
资料造假，蓄意隐瞒违法违规行为，逃避监管；
矿井安全投入不足，职工培训不到位，现场管理混乱；
对隐蔽致灾因素没有进行治理。
地方政府及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监督管理存在漏洞为事故间接原因。
该起事故性质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788万元。事故发生后，百吉矿业、炜源公司与21名死者的家属达成补偿协议，补偿死者家属共约3200万元，取得死者家属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百吉矿业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安委会主任张某锁；百吉矿业总工程师屠某德；炜源公司股东、百吉矿业掘进队长张某旭；鲁泰公司百吉项目部党支部书记、经理，煤矿矿长胡某贞；鲁泰公司百吉项目管理人员、煤矿安全副矿长、生产副矿长王某廷、牟某凯伙同原审被告人炜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陈某平，百吉矿业股东宋某平、张某峰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其行为均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终审判处张某锁有期徒刑三年，判处胡某贞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判处王某廷、牟某凯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总台央视记者 吴成轩 白龙飞)
新闻多看点
2019年1月12日16时30分许，陕西省神木市百吉矿业李家沟煤矿井下发生事故。经核查，当班入井矿工共87人，事故发生后66人安全升井，21人被困，13日早上确认21名工人均已全部遇难。13日中午，全部遇难工人遗体全部升井。
中新社北京1月18日电 平壤消息：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四次会议17日在平壤万寿台议事堂举行，会议讨论了完成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等议程。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致开幕词。内阁总理金德勋在会议上做了关于切实完成朝鲜劳动党八大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内阁在执行上一个五年计划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
报告强调要无条件完成朝鲜劳动党八大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重大任务。内阁要把经济工作切实转向鼓励创新、大胆创造、不断前进，采取措施革除限制前进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方式，取得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大踏步进展。
金德勋指出，在新五年计划执行期间，内阁要以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为根本，不受任何外部影响干扰，推动经济走上持续发展的正常轨道，并对冶金、化学、电力、煤炭工业等部门的发展提出具体要求。
根据2016年6月修改补充后的朝鲜宪法，最高人民会议是朝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每届任期五年。(完)
民法典施行初体验新旧事均有新说法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实习生 王文洋
2021年1月1日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法治日报》记者梳理了从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北京市各级法院陆续宣判的一批不同民事情形下首例适用民法典的案件，以期通过法院判决，以案释法，更具象地了解民法典。
男子跌落粪池溺亡
土地权属明确责任
2018年3月，杨某之子李甲在等待其女友使用涉案厕所时，由于紧邻厕所入口处的化粪池水泥盖板断裂，致使李甲跌落化粪池而溺亡。
事发后，杨某先后起诉了海淀区多家单位，但经法院调查，该厕所及化粪池并不属于相关单位的管辖范围。根据调查结果，杨某得知涉案厕所及化粪池在北京某公司的土地权属范围内，遂将该公司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索赔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石景山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案涉厕所及化粪池作为构筑物，其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因管理、维护缺陷而发生倒塌、塌陷致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公司虽否认系涉案厕所及化粪池的建设者、管理人和使用人，但结合调查情况，足以充分证实涉案厕所及化粪池位于被告土地权属界线范围之内。由于被告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且未能证实涉案厕所及化粪池存在其他建设者、管理者或明确具体使用者，在此情况下应予认定被告对其土地上的涉案厕所及化粪池行使所有者或管理者之职责。
由于被告不能充分证实其已尽到对涉案厕所及化粪池修缮、维护等管理义务，故法院认定其对李甲溺亡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李甲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事故发生时，李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身安全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亦应对损害后果承担部分责任。
据此，石景山法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一审判令被告赔偿杨某各项损失124万余元。宣判后，当事人均未当庭表示上诉。
法官庭后表示，民法典中增加了建筑物、构筑物塌陷损害责任，为解决现实中因建筑物、构建物塌陷所导致的侵权纠纷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本案中，在认定被告对于案涉厕所、化粪池具有所有者或管理者之职责的情况下，被告并未证明其已履行了相应管理义务，故应承担赔偿责任。
成年女儿被赶出门
主张居住权无基础
王迪(化名)系王家和（化名）与李芳（化名）所育之女，王家和与李芳早年离婚，双方协议王迪由王家和抚养，涉案房屋归王家和所有。据了解，王家和曾承诺王迪可随他共同生活在涉案房屋内。
此后，王家和与张杨（化名）再婚。2008年，涉案房屋产权进行了变更，增加了张杨为房屋共有权人，占50%的份额。之后，张杨将王迪赶出家门，不让她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为维护自身权益，王迪依据王家和与李芳签订的离婚协议及王家和单方书写的承诺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审理后认为，王家和与前妻李芳之间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王迪由王家和抚养，涉案房屋归王家和所有，但王家和与李芳在协议中分割房屋时没有为王迪设立相应权利。尽管王家和曾单方承诺王迪可在涉案房屋中居住，但该承诺应视作王家和作为王迪监护人应履行的监护义务，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居住权。
据此，海淀法院认为，王迪目前已是成年人，其要求确认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的诉求无权利基础，其主张既不具有民法典施行前的相关法律依据，亦不符合民法典中关于居住权的规定，故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了王迪的诉讼请求。
法官庭后表示，对居住权，我国民法典施行以前未有法律规定，今年开始施行的民法典对此进行了规定，明确设立居住权不仅需要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订立书面合同，就当事人姓名、住宅位置、居住条件和要求、居住期限等事宜进行约定，而且还需要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此外，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居住权章节的相关规定。
公司跑路业主解约
合同解除时间明确
2019年3月，边先生与某装饰设计公司签订了住宅装饰装修工程系列合同，并在合同签订当日交付了定金，后续支付了施工款。该装饰设计公司本应在2019年7月初开工，但直至7月底也无人到场进行施工。边先生多方找寻后，发现该公司已经“跑路”。
为维护自身权益，边先生将该装饰公司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其与该装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并要求该公司返还定金及已付价款。由于该装饰公司处于停业且无人经营状态，法院依法进行了公告送达。
庭审中，在法官释明解除权性质及行使方式后，边先生认为因7月底后未有施工发生，故其与装饰设计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已于2019年7月底解除。随后，法官询问边先生是否在起诉前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边先生表示当时没有明确说明，之后就找不到装饰公司的工作人员了。
西城法院对此案审理后认为，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如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判定双方签订的系列合同解除时间为起诉书副本公告届满之日。因双方争议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因此法院依照我国合同法及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对该装饰公司因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相应认定，判决该装饰公司退还边先生定金及已付价款。
对于合同解除的时间应该如何认定的问题，法官庭后表示，原合同法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但在司法实践中，因缺乏统一规定，法院对于当事人起诉前未发出解除通知而主张要求判决解除合同的时间认定有起诉日、送达日、判决生效日等多种情形。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针对此种情况作出明确规定，弥补了法律空白，统一了法律的适用，对持续性合同的及时解除终止，可以使合同双方从原有的合同约束中走出来，更好地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婚后得知丈夫患病
法院判决撤销婚姻
张梅（化名）与林远（化名）于2020年登记结婚，婚后仅一月有余，林远向妻子张梅坦白，称其在婚前便患有梅毒。张梅得知此事后，陪同林远进行治疗，但至今未能治愈，且医生表示该疾病可能对生育后代存在一定影响。张梅考虑再三，认为该疾病属于不适宜结婚的重大疾病，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二人婚姻关系。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缔结婚姻关系应建立在双方彼此相互了解信任的基础上。本案中，被告承认其早于办理结婚登记前患有梅毒，但未向原告履行婚前告知义务，且梅毒系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属于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传染病，对于原告作出结婚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完整具有重大影响。
基于此，朝阳法院依据民法典“可撤销婚姻”条款，一审判决撤销张梅与林远的婚姻关系。
法官庭后表示，尽管民法典删除了我国婚姻法第10条的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不再是婚姻无效的事由，但考虑到一方当事人婚前已患有重大疾病的情况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是否愿意结婚有重大影响，因此民法典增加了规定夫妻双方负有重大疾病婚前告知义务，一方未如实告知的，另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婚姻。这样的修改是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公民婚姻自主权。类似本案这种情况，张梅可以自主选择撤销或者不撤销婚姻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张梅愿意接受林远的缺陷，则可以选择不撤销婚姻关系，那么二人的婚姻关系就还是有效婚姻。
法规集市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三百六十七条 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住宅的位置；（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居住权期限；（五）解决争议的方法。
第三百六十八条 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 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
第一千二百五十二条第二款 因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三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零五十三条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老胡点评
随着2021年1月1日起民法典的正式施行，我国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将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过去许多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够明确的民事审判活动，将会更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从本期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一年里，人民法院正在积极主动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审理裁判民事案件，许多新的权利纠纷案件判决不断出现。其中居住权纠纷、重大疾病婚前告知义务、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等民事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同样，民法典的颁布和施行也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人民群众依法办事、平安和谐的重要遵循。因此，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开展民法典普及宣传活动，使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人民群众所知晓、所掌握。另一方面，人们应当学会运用民法典的规定看待民事纠纷、处理民事事项、解决民事矛盾，从源头上消除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
胡勇
新华社拉姆安拉1月16日电(记者熊思浩)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汉纳·纳赛尔16日表示，巴勒斯坦已确定举行全面大选的时间表，希望以色列允许被占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投票。
纳赛尔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在1996年和2006年两次选举中，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被允许参加投票。相信以色列会像过去一样允许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选举投票。
纳赛尔说，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约有200万巴勒斯坦人有资格参加选举投票。目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掌握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将于下周前往开罗举行会晤，商讨如何解决选举存在的技术问题。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5日晚签署总统令，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最高权力机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将分别于5月22日、7月31日和8月31日举行。投票将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所有行政区进行。
近来，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均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举行全面大选，并将尊重选举结果。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讯 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志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张志德简历
张志德，男，汉族，1966年10月生，山西汾阳人，大学本科学历，199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
2003年1月至2008年1月，任太原重工起重机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经理；
2008年1月至2012年3月，任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12年3月至2016年6月，任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董事长、总经理，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任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董事长、总经理，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
2017年3月至2021年1月，任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
2021年1月，辞去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职务。
中新网1月17日电 据韩媒报道，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8日下午，就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行贿案的重审进行宣判。
据报道，重审期间，独立检察组和李在镕方面就如何评价三星守法监视委员会围绕量刑问题进行了辩论。李在镕最终获判实刑还是缓刑备受关注。
资料图：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
据此前报道，李在镕卷入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干政”丑闻，涉嫌为继承三星获取便利，向朴槿惠“闺蜜”崔顺实控制的财团捐赠并行贿，于2017年2月被起诉。
李在镕在一审中被判有期徒刑5年，二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期4年执行，并被释放。2019年，韩国最高法院将该案件发回重审。2020年10月，首尔高等法院启动对该案的重审。2020年12月30日，韩国检方要求法庭判处李在镕9年有期徒刑。
中新网1月17日电 据路透社报道，近期，印度尼西亚自然灾害频发。当地时间17日，印尼国家抗灾署(BNPB)称，苏拉威西岛日前发生的6.2级地震已致56人死亡，联合救援队正紧张展开救援工作。
据报道，当地时间15日凌晨，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2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超过800人受伤，约15000人流离失所。
当地时间1月15日凌晨，印尼西苏拉威西省发生6.2级地震，造成大量房屋损毁倒塌。
此前消息称，震中所在的马杰内县和相距几十公里的西苏拉威西省首府马穆朱，灾情严重。包括省政府办公大楼、医院、酒店等在内的建筑在地震中严重损毁，大量民房倒塌。官员们担心，随着救援工作的继续，死亡人数还会增加。
路透社称，2021年刚刚过去两周多，印尼正同时与几场灾难作斗争。
除地震外，印尼当局表示，本月北苏拉威西和南加里曼丹省的洪水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西爪哇省的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28人死亡。
东爪哇岛的塞梅鲁火山16日晚间爆发，但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或疏散的报告。
有专家称预测，未来几周内，该国将面临极端天气和其他水文气象的“多重危险”。
